革命
2019年9月12日Ctrl+D 收藏本站
西方有一些知识分子墨守成规，他们认为只有在政治体制充分民主的社会里，经济才能高速发展。于是他们十分奇怪，在一个政治体制不够透明的国家里，经济发展的速度为何如此惊人？我想，他们可能忽略了重要的一点：这个经济奇迹的背后有一双强劲的手在推动，这双手的名字就叫革命。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在中国建立政权以后，仍然奉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当然，革命不再是武装斗争，革命开始以一场又一场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表演出来，并且分别在大跃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登峰造极。此后，中国以改革开放的姿态出现在世界面前，革命似乎消失了。其实在三十多年所发生的经济奇迹里，革命并没有消失，只是脱胎换骨以另一种形式出现。或者说，我们的经济奇迹里，既有大跃进式的革命运动，也有文革式的革命暴力。
我先谈谈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大跃进式的革命运动。我在这里列举一组中国钢铁产量高速增长的数据。一九七八年，也就是改革开放第一年，中国的钢铁年产量刚刚超过三千万吨。两年后的一九八0年，钢铁产量达到三千七百一十二万吨，位居世界第五位。一九九六年产量跃居世界首位，之后已经连续十四年保持世界第一。二00八年的时候，钢铁产量超过五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二，比钢铁产量第二位到第八位国家加起来的总量还要高。二00九年达到六亿吨，超过政府制定的四点六亿吨的目标百分之三十。
这组数据在其正面反应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可是在其后面，却隐藏着令人难以想象的故事。虽然到二00八年，中国的钢铁产能已经达到六点六亿吨，消费四点六亿吨，产能过剩二亿吨。这个数据仍然无法掩饰过去三十年中国钢铁业的一个事实，就是钢铁产量的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了生产规模扩大的速度。于是，大跃进时期大炼钢铁的疯狂故事再次在中国的大地上演出了。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全民大炼钢铁，在超过英国赶上美国的口号里，土制小高炉遍布中国城镇的院落和农村广阔的田野，中国的大地熊熊燃烧，中国的天空浓烟滚滚。农民们丢下了农活，到处去找矿石，去炼钢铁，大量成熟的庄稼烂在田地没有人去收割。城镇的职工也放下了自己的本职工作，药厂的工人去炼钢，丝厂的工人去炼钢，商店的售货员去炼钢，学校的老师学生去炼钢，医院里的医生护士去炼钢……在那样一个时代里，谁都害怕被认为是「大跃进消极分子」，人人以炼钢为荣。找不到矿石，炼不出钢铁，乡下人就砸自己家里的铁锅，城里人就拆卸单位里和家里的钢窗和暖气管，扔进土高炉里，炼出了三百多万吨没用的废钢铁。这一年中国钢铁的总产量是一千零七十万吨，比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五万吨翻了一番，可是没用的废钢铁占有其总量的三分之一。即便如此，人们仍然热火朝天地大炼钢铁，人们在熊熊炉火面前，汗流浃背地喊叫着大炼钢铁时期最为流行的顺口溜《比比看》：「你是英雄咱好汉，高炉旁边比比看，你能炼一吨，咱炼一吨半；你坐喷气式，咱能乘火箭；你的箭头戳破天，咱的能绕地球转！」
到了一九九0年代，当经济发展的浪潮席卷中国之时，类似的情景竟然局部地重现了。比如在中国华东地区某钢铁厂周围的田野上，耸立起了很多土制高炉，农民们摇身一变，纷纷成为了满头大汗的钢铁工人。他们在自己土制的高炉里将铁矿石炼到熔化后，立刻倒进特制的耐高温的罐式车，司机一踩油门，满载铁水的罐式车风驰电掣般的驶进钢铁厂，将铁水倒进钢铁厂的正规高炉，再由正规的高炉进行铁水的渗碳和渣铁的分离等等过程，然后开始出铁。通常情况下，大型高炉每天二十四小时出铁十四次左右，由于农民们的土制高炉已经先将铁矿石熔化了，钢铁厂的大型高炉每天出铁就可以达到三十次了。当然，这一次农民们在土制高炉里炼出来的不是没用的废钢了，农民们也不是为了空洞的政治大炼钢铁，农民们开始为实惠的金钱大炼钢铁了。如此令人咋舌的大炼钢铁，还有钢铁企业规模的迅速扩大，中国的钢铁产量自然高速地增长起来。由于运送铁水的特制罐式车频繁穿梭于田野上的土高炉和工厂里的正规高炉之间，散发出来的高温让公路变成了烧烤之路，公路两旁曾经是枝繁叶茂的树木纷纷枯黄死去。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可以说是一出浪漫主义的荒诞喜剧。虚假、浮夸和吹牛蔚然成风，当时水稻亩产量就是高产田也只有四百斤左右，可是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下，全国各地的水稻亩产量纷纷被夸大到了万斤以上。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的《人民日报》上刊出特号新闻：「广西环江县水稻亩产十三万斤。」而且虚假浮夸吹牛还从细节做起，比如说，当时饲养出来的肥猪有一千多斤，猪脑袋像箩筐那么大，宰了一头猪相当于以前的三头猪，三尺的铁锅都煮不下，六尺的大锅才只能煮上半头猪：田地里长出来的南瓜也是大得吓人，孩子们可以在大南瓜里玩过家家。那时候有一首《一个红薯滚下坡》的民谣风靡全国：「社东有条清水河，河岸是个小山坡；社员坡上挖红薯，闹闹嚷嚷笑呵呵。忽听河里一声响，河水溅起一丈多，吓得我忙大声喊：『谁不小心掉下河？』大家一听笑呵呵，一位姑娘回答我：『不是有人掉下河，是个红薯滚下坡！』」一九五八年八月开始，中国废除了乡一级的行政体制，一窝蜂地改成了人民公社，又一窝蜂地办起了公社大食堂，农民们不在自己家里吃饭了，到公社食堂里大吃大喝起来。「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的口号，当时风行大江南北。公社食堂用粮时毫无计划，而且大肆浪费，有些地方还推出了吃饭比赛，一些参加比赛的农民为了夺得吃饭冠军，把自己吃成了胃扩张，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
几个月以后，中国各地的粮仓空空荡荡了。然后，这出浪漫主义的荒诞喜剧无奈落幕，现实主义的残酷悲剧随即拉开了帷幕。
大饥荒冷酷无情地笼罩了中国。由于此前各地都虚报粮食收成，国家征收量远远高于实际产量。虚报收成是地方官员的向上表功行为，付出惨痛代价的却是农民，他们的口粮、种子粮和饲料粮也被国家征收了。一些地方以革命的名义，开始了野蛮和残酷的「反瞒产私分」运动，公社和生产大队的干部奉命成立「查粮突击队」，挨家挨户地搜查。在农民家中翻箱倒柜，挖地凿壁，找不出粮食就动手殴打农民。安徽凤阳县的小溪河公社在「反瞒产私分」运动中，有三千多人被打，一百多人被打成残废，还有三十多人死在了公社私设的劳改队中。这时候，饥饿犹如狂风般席卷而来，死亡像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出现在中国大地上。根据后来中国官方公布的资料：大跃进期间，仅四川一个省饿死的人数就高达八百一十一万，每九个人里面有一个饿死。
很多年过去后，就在人们不断反思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之时，大跃进式的发展却仍然在我们的经济生活里到处崭露头角。大跃进式的机场建设、大跃进式的港口建设、大跃进式的高速公路建设等等，这些大规模的基建项目理论上必须事先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可是实际上很多地方政府都是先上项目，再向中央政府报批。于是不切实际和铺张浪费的重复建设项目比比皆是，而且如同革命运动一样轰轰烈烈。以港口建设为例，在河北和天津的六百四十公里长的海岸线上，分布着秦皇岛、京唐、天津、黄骅四大港口。二00三年的时候，虽然这四个港口都处于「吃不饱」之中，可是四个港口仍然不断加大投资扩建力度。
有意思的是，一些超前的大跃进式的建设，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下，很快就从「吃不饱」变成了「吃得太饱」。然而另外一些大跃进式的建设，仍然处于饥饿之中。一些建成多年的高速公路，比如河北的石黄高速公路和江西的泰井高速公路，至今还是为数不多的旅行大巴和轿车行驶其上，几乎看不到集装箱车。网上有人戏称这些高速公路随时可以进行比赛，也有人喜气洋洋地说这些安静的高速公路是度蜜月的好地方。
一九九九年，教育部决定大幅度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中国教育的大跃进开始了。到二00六年，中国普通高校招生五百四十万人，是一九九八年一百零八万人的五倍；高等学校在学人数二千五百万人。为此，教育部骄傲地声称：「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先后超过俄罗斯、印度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过短短数年的艰苦努力，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千多美元的条件下，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走完了其他国家需要三、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道路。」
今天的中国，光荣的数据后面总是隐藏着危机。中国的大学用于扩招的贷款已经超过两千亿人民币，这笔数额巨大的贷款很可能成为中国商业银行的又一轮坏账，因为中国的大学实际上无力偿还用于扩招的贷款；另外，大学学费在十多年里，在等级不同的大学里暴涨了二十五倍到五十倍不等，比居民收入的增长多出十倍。有人计算，今天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四点二年的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十三点六年的纯收入：还有，大跃进式的扩招直接造成了今天大学生的就业困难，现在每年都在新增超过一百万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这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很多贫穷的父母为了供养儿女读完大学，不惜倾家荡产负债累累，可是当儿女大学毕业以后立刻成为中国失业大军中的一员。贫穷的父母们只能欲哭无泪地扎根于更深的贫穷之中。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一些穷人的孩子放弃了他们的人生梦想，中学毕业就背起铺盖外出打工，因为他们即使考上了大学，毕业以后他们仍然要面对失业，而且还要面对巨额债务。二00九年，中国大学高考的报名人数在连续三十二年的增长以后，出现了首次回落。
我再谈谈文革似的革命暴力如何在我们三十年的经济奇迹里不断上演。
我先说一说公章的故事。这些木制的圆形公章直径在四厘米左右，捏在手里轻若一盒香烟。可是在共产党中国六十一年的历史和现实里，庞大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常常浓缩在这样一枚轻小的公章之中。任命官员的文件上需要公章，公司之间的合同上需要公章……与此同时，公章也是人生是否合法的证明，工作证、学生证、出生证、死亡证和结婚证等等也需要盖有公章……公章在中国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用。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的造反派以革命暴力的方式冲击了市政府，抢走了政府的公章，然后宣布夺权成功，这是文革期间著名的「一月革命」。「一月革命」的夺权运动随即席卷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和红卫兵们纷纷冲击各地政府机关、工厂学校，还有农村的人民公社。只要是有权力和有公章的部门，不管大小，都在「一月革命」夺权运动里沦陷了。文革早期这场声势浩大的夺权运动，其实就是抢夺公章的运动。造反派和红卫兵如同强盗土匪一样，砸开政府机关工厂学校的大门和窗户，喊声震天地冲进去，然后砸起了办公室里的桌子和柜子，翻箱倒柜地寻找起了象征权力的公章。
那个时候，谁要是抢夺到了公章，谁就拥有了真正的权力。可以堂而皇之地发布命令，可以名正言顺地到财务部门去领取革命经费；可以将自己讨厌的人置于死地，可以将国家的钱用于造反派的革命经费。一切胡作非为，只要写在纸上盖上抢夺来的公章后，立刻就合法化了。
于是，不同的造反派组织之间和不同的红卫兵组织之间，为了抢夺公章，开始了你死我活的混战。有时候几个组织同时冲击政府机关，为了抢先获得公章，翻墙越窗的，互相斗殴的，无所不有。此情此景很像是橄榄球比赛，眼看着这一派别的人要冲进机关大楼了，另一派别的人会奋不顾身地扑上去，扯衣服抱大腿，阻止他们进入大楼，让自己派别的人抢先冲进去。有的造反派组织刚刚成功抢夺了政府的公章，还未出门，发现其他造反派组织已经将他们包围了……
我曾经亲眼目睹过这样的情景，那一年我七岁，心惊胆战地站在一棵柳树的下面，看着河对岸的政府楼房里上演的革命夺权。先是有十多个造反派冲进了我们小镇的一个政府机关，那是一幢三层的楼房，他们抢夺到公章后，刚刚发出欢呼声，另外一队造反派赶来了。这后来的队伍有四十多人，个个手持棍棒，将楼房团团包围。这一队造反派的司令手拿扩音喇叭，对着楼房里的造反派喊话，命令他们乖乖地交出公章，如果他们拒绝交出公章，这位司令威胁道：「就让你们竖着进去横着出来。」
楼房里的造反派用扩音喇叭回击他：「你们是痴心妄想。」然后，站在河对岸的我，听到了楼房里的造反派高呼口号了：「毛主席万岁！」
楼房外面的造反派也高呼起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他们挥动棍棒冲了进去。在「毛主席万岁」和「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口号里，两个造反派组织在楼房里打得乌七八糟。我站在小河对岸，都能依稀听到玻璃的破碎声、棍棒桌椅的断裂声，还有疼痛的喊叫声。先来的那一队造反派寡不敌众，十多个人边战边退，最后全部退到了屋顶的水泥平台上。我看到两个伤势很重的人是被他们的战友拖上去的，这两个人躺在平台上仿佛奄奄一息。后来的一队造反派也冲上了屋顶平台，他们挥动着棍棒野蛮凶狠地系打对手，我看到有三个人被他们打得从屋顶平台上摔了下去，其中一个人手里拿着那枚公章，在摔下楼之前奋力将公章扔进了我面前的小河里。
这十多个首先抢夺到公章的造反派，其结局都是「竖着进去，横着出来」，从楼顶平台摔下的三个人，两个重伤，一个死亡。
那枚木制的公章被扔进小河之后，没有立刻下沉，而是随波逐流向西而去。后来的这一队造反派虽然取得了武斗的胜利，可是他们为之战斗的公章被扔进了小河，他们急急忙忙地从那幢楼房里跑出来，沿着小河哇哇喊叫着追赶向西漂浮的公章。其中一个造反派成员一边奔跑，一边脱去棉衣，跑到一座木桥上，他踩掉脚上的棉鞋，纵身一跃，跳进了冬天冰冷的河水里。在岸上造反派的欢呼鼓励声里，这个人向着漂浮过来的公章奋力划水，然后一把抓住了快要下沉的公章。接下去这支造反派队伍在我们小镇的街道上进行胜利大游行了，那个湿淋淋的人打着喷嚏，右手高举公章走在最前面，他的造反派战友紧随其后，有脸上流血的，也有瘸腿的，显示了刚才的武斗是多么激战。他们一边高呼「毛主席万岁」，一边宣布我们小镇的「一月革命」已经大获全胜。
那个奋不顾身救起公章的人，成了我们小镇家喻户晓的英雄。他也因此患上了重感冒，此后的一段日子里，我在大街上见到过他几次，每次都会看到他在走路的时候突然站住，而且纹丝不动，打出了一个响亮的喷嚏后，才恢复正常的行走。
文革之后，中国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日的中国和文革时的中国，社会形态已是绝然不同，可是公章的地位依然如故，依然是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象征。因此，抢夺公章的事件在今日中国仍然比比皆是。
一些民营公司，因为股东之间的矛盾，上演了一幕又一幕抢夺公司公章的闹剧。这些西装革履的股东，平日里看上去十分体面，到了抢夺公章的时候，也就是争抢公司控制权的时候，个个都像是来自黑社会的打手。拳打脚踢，破口大骂，唾沫横飞，砸椅子摔杯子，在公司员工面前丑态毕露。而且这样的抢夺公章事件，竟然也会发生在今日中国的律师事务所，那些声称自己精通法律的律师们，在争抢事务所公章的时候，其互不相让的激烈程度和过去时代的土匪们争抢女人差不多。
就是在国营公司里，抢夺公章事件也是时有发生。中国的国有企业虽然建立了董事会的权力机构，可是传统的党委体制仍然拥有很大的权力。二00七年，某城市一家国营公司的党委书记因为和董事长矛盾加深，竟然以公司党委的名义解除了董事长的职务。按照中国的公司法，只有董事会才有权力解除董事长的职务。然后，这位党委书记召集三十多个彪形大汉，用重磅榔头砸开董事会办公室的门，再撬开办公室的柜子，抢走了公司的公章。而且抢夺公章的事件，不只是发生在民营公司和国营公司的内部，也时常发生在公司与公司之间，甚至发生在政府和政府之间。我再讲讲两个今天这个时代里抢夺公章的故事，一个是民间的，一个是官方的。
民间的故事讲述了中国南方的一家公司，在一起诉讼中，一审判决输了官司，原因是原告方出示了一份第三方公司的证词。这家不服判决的被告公司在二审开庭前，竟然伪造了那家第三方公司对自己公司有利的材料，而且派出几个硬汉强行闯入这家作证词的第三方公司，第三方公司保管公章的职员，在扭打中不敌对方躲进了卫生间。这几个硬汉撬开柜子，拿出公章，在伪造的那一堆材料上盖章。然后扔下公章，扬长而去。当法院二审开庭时，这家被告公司得意洋洋地拿出了这一堆盖有第三方公司公章的材料。第三方公司的代表声称这些材料是伪造的，公章是被抢夺后盖上去的，这家被告公司矢口否认他们抢夺了公章……
官方的故事讲述上级政府抢夺下级政府的公章。某一个村庄有五十亩土地被上级镇政府征用，但是在出让价格等问题上，村委会与镇政府始终未能达成一致。镇政府就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逼迫村委会，可是村委会迫于广大村民的压力始终不敢在出让协议上盖章。恼羞成怒的镇政府就派人进入村庄，抢走了村委会的公章，代替下一级的村委会在出让土地的协议上盖了公章……
从文革到今天，抢夺公章的事例举不胜举。文革时代的公章故事和今天时代的公章故事，有时候就是在细节上，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一位朋友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他生活的城市里，在文革初期「一月革命」的夺权运动中，一家工厂里有两个造反派组织，他们势均力敌，两个造反派司令心里都明白，若是动用武力抢夺单位的公章，必将两败俱伤。他们坐到一起谈判，最后达成权力共享协议。就是将单位的公章锯成两半，两个造反派组织各自保存一半。需要用公章的时候，必须是两个造反派司令都点头同意，然后拿出各自的一半，合并到一起盖在文件上或者公函上。用完公章后，继续分开保管。有趣的是，盖上去的公章上出现了一条缝。
多年之后，在改革开放时期，也演绎了公章上有一条缝的故事。我在此说说另一个故事，一个成功的民营企业家的发迹史。
这位现在的大公司老板，过去只是一个小公司的副总经理，他像文革初期的造反派那样，拉拢了一伙人，先将公司的总经理打跑了，然后再去威胁公司的董事长，要董事长立刻滚蛋，否则打断他的双腿，那位胆小的董事长也像总经理一样逃跑了。他就自封为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集董事会和管理层的权力于一身。
原来的董事长逃跑时带走了公司的公章。没有公章，公司就无法正常运营。但是这点小事难不倒他，现在中国城镇的街道角落里到处都有私刻公章的业务，他命令一个下属到街上的刻章小摊上重新刻了一枚公司的公章。在中国，必须持有相关政府部门的文件，才可以刻公章，所以私刻公章是违法行为。此人胆大妄为，他眼中只有金钱和权力，根本没有法律。问题是两枚公章同时存在，也会影响公司的正常业务。那个带着公章逃跑的原董事长，也会利用手上的公章去签署合同，会让公司此后的合同真假难辨。
对他来说，这仍然是小事。当下属将新刻的公章拿回来交给他，他又命令下属上街去买一把斧子回来。这个下属一脸的莫名其妙，不知道他要斧子干什么用？还是赶紧跑回街上去买来一把斧子，然后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位新老板，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左手捏住新公章，右手举起斧子劈了下去，将新刻的公章劈成两半。
这位新董事长兼新总经理将新公章劈成两半后，下达命令：从此以后，公司签署的所有合同，盖上去的公章上有一条缝的是真的，没有缝的是假的。
类似的暴力事件在中国的一些民营企业家那里屡见不鲜，用打架斗殴的方式争权夺利，甚至雇凶杀人。其野蛮程度和荒诞行径，我想就是好莱坞黑帮电影里的人物也会自惭形秽。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高速进程里，文革似的暴力行为不仅仅存在于民间，同样也存在于官方。看看我们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大片的旧房在很短的时间里被拆除，摩天大厦又在很短的时间里拔地而起。大规模的拆建行为，让中国的很多城市在一段时间里像是被轰炸过了一样。于是，很多城市都流行起了同样的笑话。
说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发现本·拉登（宾拉登）隐藏在他们所生活的城市里，美军侦察机来到了他们城市的上空，结果发现这个城市已经被轰炸过了。美军飞行员向总部报告：不知道是谁下令轰炸的，本·拉登很可能被炸死了。
在这样的情景后面，上演了很多文革式的革命暴力的发展模式。为了压制因此而引发的民间不满情绪和反抗行为，一些地方政府派出大批警察，将不肯搬迁的居民强行拉走，十多台大型推土机同时前进，迅速推倒大片的旧房。当那些被警察强行拉走的居民们再度返回时，迎接他们的不是家园，而是废墟。他们成为了无家可归者，只能接受现实，住进了地方政府为他们安置的房子里。
两年多前，某城市一户人家因为在拆迁补偿上和当地政府无法达成协议，遭遇了强行拆迁。他们一家正在睡梦之中，一批头戴钢帽的人在凌晨时分，架起梯子从墙外爬上去，用铁锤铁棍把窗户砸破，跳了进去。这一家五口从梦中吓醒后，发现已经身处几十人的包围之中。在他们还没有完全清醒之时，两个彪形大汉拉一个，把他们一家五个人从温暖的被窝里拉了出去。仿佛他们一家人都是罪犯，拆迁人员命令他们不准穿上长裤，让他们用被子将自己裹起来，什么东西都不准拿，连袜子也不准穿，让他们走下楼，走出自己的房子。他们稍有反抗，拳头就打过来了。他们被押到了一辆汽车上，汽车把他们一家人带到了一间空房子里，他们裹着被子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二十多个警察看管他们，直到中午十二点的时候，一位官员走了进来说：「你们的房子强行拆除了。」
这位官员告诉他们，他们家里的东西，公证处做了公证，已经替他们搬到了新的房子里去了。这户人家眼看木已成舟，只好住进了政府分配给他们的房子里。他们后来说起此事，感觉像是在拍电影，不像是真实的，因为太突然了。他们十分委屈地说：「打仗还有个投降时间呢。」
我们的经济奇迹，或者说我们为之骄傲的经济效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得益于地方政府的绝对权威，一纸行政命令，足以改变一切。虽然简单粗暴，可是经济发展的成果立竿见影。所以我要告诉西方的一些知识分子：恰恰是政治上的不够透明，造就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暴力拆迁在今日中国已成泛滥之势，从而也引发了更多的民众抗拒的群体性事件。二00九年十一月，中国西南某城市里，数十名不明身分人员携带钢管、撬棍和封口胶，破门闯入被拆房屋的九家住户，将正在熟睡的十三人强行拉上汽车拖离现场，为了不让他们喊叫，用封口的胶布贴住他们的嘴巴。在冲突中有四人受伤。然后两台挖掘机响声隆隆，二十六间房屋瞬间就被野蛮拆除。天亮后，更加激烈的冲突开始了，被拆迁住户和他们的亲友共三十多人情绪异常激动，他们用红布条和四十余瓶液化气罐将路口的四个方向堵断，要求当地政府给予一个说法。由于他们的堵路行为影响了其他市民的生产和生活秩序，警方将他们驱散，对为首的四人以涉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采取刑事拘留。
也是二00九年十一月，一位女户主因为拒绝在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补偿的拆迁协议上签字，其房屋遭到地方政府的强行拆除。推土机凿开大门后，开始凿击房屋的外墙，在部分墙壁开裂并倾斜之时，这位女户主喝下大半杯威士忌给自己壮胆，在丈夫的支持下，站在自己房屋四楼的阳台上，向下面的推土机和强拆人员扔汽油燃烧瓶，下面的强拆人员向楼上的她扔石头。在抵抗了几个小时以后，她的四层楼房还是被推平了。后来她和丈夫均被判妨害公务罪，她的丈夫获刑八个月。
成都一位名叫唐福珍的妇女，在二00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对抗强行拆除其房屋时，用点燃的汽油瓶砸向强拆人员，对抗了三个多小时后，她做出了极端举动，向自己身上倾倒了汽油，用打火机点燃，自焚身亡。这起事件终于引发了中国媒体的地震，虽然当地政府对唐福珍自焚事件定义为暴力抗法，可是社会舆论站到了唐福珍这里。人们开始质疑《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里存在的问题，北京大学法学院五位教授以普通公民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了关于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查的建议书。建议书指出：拆迁条例与宪法、物权法的规定存在抵触，立法机关应该对拆迁条例进行审查。
这些年来，强行拆迁事件引发的社会矛盾愈来愈普遍，社会冲突愈来愈激烈。唐福珍自焚事件引爆了中国社会存在已久的不满情绪，在强大的舆论面前，国务院明确表示将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然而就当很多人以为暴力拆迁行为将会收敛之时，现实嘲笑了他们的天真。就在全国议论纷纷声援自焚而死的唐福珍之时，就在国务院表示要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的不合理条款之后，暴力拆迁事件不仅没有减少，在中国社会里反而愈演愈烈。
二00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一位妇女中午的时候上街买菜，当她提着一篮子菜回家时，发现自己的房屋被推土机推平了，家具和电器不知道被搬到哪里去了？这位妇女欲哭无泪，她的家人正在上班，还不知道家里的房子被推平了，她说：「天寒地冻，我们晚上怎么过夜呢？」
更加离奇的是，某地方有四十多名公职人员，因为他们的亲戚拒绝强行拆迁，他们竟然受到了株连。当地的一位区长在一次拆迁动员大会上，向下属各部门领导宣布：所有在拆迁的村庄有亲戚的公职人员，如果在元旦之前还不能「做通亲戚的工作」，不能完成拆迁，将被开除公职。而且村庄里的广播重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情景，每天早上八点到下午六点不停地滚动播放动员拆迁的通知。政府透过广播警告村民：「政府下了很大决心，这里的建设绝不因任何人的阻挠而停止。」
这些蜂拥而至的历史和现实让我想起了毛泽东的一段话。毛泽东对革命一词有过脍炙人口的诠释，在文革时期我们人人可以倒背如流。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
一九七三年的春夏之交，几个即将小学毕业的男孩，上课时间溜出向阳小学，在阳光里走过一座刚刚竣工的水泥桥，到小河对岸去侦察一下海盐中学。为了防止水泥干得太快会裂开，桥面上铺满了稻草编织的袋子，几个工人拖着橡胶水管正在往草袋子上浇水，让水透过草袋子均匀地渗透到水泥桥面上。我和几个同学踩着湿漉漉的草袋子走过了新建的水泥桥。
我们满怀好奇之心，走向即将进入的中学。我们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什么是革命？
此刻的我们，经历了六年的文革岁月，亲眼目睹和亲耳听闻了不少革命事例，可是还没有亲身加入革命。虽然我们经常说着毛泽东的话：「造反有理。」可是造反有理一直停留在我们的口头上，还没有落实到我们的行动中。所以比我们大一、两岁，早我们一、两年升入中学的男孩们，都是一副趾高气扬的派头，他们以不屑的神态说：「你们懂个屁，你们只有升入中学以后，才知道什么是革命。」我感到了自卑，此前我一直错误地以为自己置身于革命之中。我是一个街头男孩，满街的红旗飘飘和满街的大字报是我的成长记忆，我观看了一次又一次的游行和武斗，也一次又一次地跟随着大人们的脚步去观看批斗大会。
那时候我最羡慕的是比我大十来岁的人，他们赶上了一九六六年十月开始的红卫兵全国大串连。当时的学校停课闹革命，红卫兵以互相交流文化大革命经验的名义，长途跋涉四处串连。全国各地纷纷成立红卫兵接待站，负责接待串连的红卫兵。接待站为红卫兵安排食宿，提供路费，还要为红卫兵解决所需物资和运送车辆。我们小镇上的红卫兵，口袋里只有五角钱或者一元钱，拿着一纸盖上公章的串连介绍信，竟然跑遍了中国的东南西北。乘坐火车不要钱，夜宿旅店不要钱，连吃饭也不要钱。后来，当他们讲述起自己红卫兵时代的串连往事时，个个眉飞色舞。
这也是我记忆里美好的夏季之夜。他们中间的某一位，是我一个同学的哥哥，那时他已经去了农村插队落户，过着辛劳和艰苦的生活，每隔两个月步行五、六个小时，从他所在的村庄回到我们小镇，在家里住上几天以后，再步行五、六个小时回到他没有电灯，只有煤油灯的乡村小屋里。他在夏天回来时，我们这些孩子的节日也就开始了。
夜晚乘凉时，他坐在藤椅里，架起二郎腿，手摇扇子，面对十多个满脸崇敬席地而坐的我们，他沉浸到美好的往事之中，讲述起了他们当年如何高举红旗，手臂上戴着红卫兵袖章，排成一队威风凛凛地走出我们的小镇。
他们计划步行一千公里，前往毛泽东的故乡湖南韶山朝拜；然后再步行一千公里，从湖南韶山前往毛泽东最早的革命根据地江西井冈山。可是他们步行了一天就筋疲力尽，挥手拦下了一辆卡车，去了一百公里之外的上海，在上海游玩了十多天以后，又乘坐火车去了北京，在北京仍然是游玩，然后分成两队，一队乘坐火车去了青岛，一队南下到了武汉……就这样，他们的队伍愈分愈小，最后我同学的哥哥变成了一个人的队伍，他一个人去了广州，遇到了几个来自东北沈阳的红卫兵，结伴渡过琼州海峡去了海南岛……半年以后，这支串连队伍中的红卫兵们如同散兵游勇，一个一个从不同的地方陆续地回到了我们的小镇。他们互相打听分别后各自的串连活动，发现没有一个人去过湖南韶山和江西井冈山。他们去的全是大城市和著名的风景区，他们以革命的名义完成了各自一生中最为漫长和尽兴的游山玩水之旅。
我同学哥哥的讲述来到最后时，总是重复那句感慨万分的话：「祖国的大好河山是尽收眼底啊！」
我们小镇上的老红卫兵们，那时候都被发配到了农村，正在经历艰难的岁月。文化大革命早期的混乱动荡过去后，毛泽东面临一个严峻的现实：一九六六年以来，由于文革的动乱，中学和大学三年没有招生，致使全国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一千六百多万人等待升学或者就业。这些毛泽东的红卫兵们在大规模的武斗和抄家行为里大显身手，已经习惯于打砸抢的生活方式，当社会相对稳定之后，中国的经济也来到了崩溃的边缘，无法提供更多的城镇就业机会。一千六百万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一旦无所事事，就成为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大串连时期的红卫兵挤满了中国大地上所有行驶中的火车，有些躺在座位底下，有些睡在上面的行李架上，还有更多的人在行驶的火车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车厢的厕所里也挤满了人，谁也无法上厕所。于是当火车进站停下后，红卫兵们立刻从车门和车窗里纷纷拥挤出来，像是源源不断地挤出来的牙膏一样。男红卫兵们跳下火车后，大模大样地解开裤子，在月台上随地大小便；女红卫兵们则是围成了一个又一个圆圈人墙，挨个轮流走到圆圈人墙中间蹲下来大小便，以防某些心怀鬼胎的男红卫兵偷看。然后，男女红卫兵们重新从车门和车窗处挤进火车。火车开走后，站台上臭气熏天，到处都是男女红卫兵留下的屎尿。
我同学的哥哥，因为热衷于讲述自己在文革早期的红卫兵串连经历，在我心目中曾经是革命的象征。可是当他手中出现一根竹笛以后，不再讲述自己风光无限的串连了，他突然变得沉默寡言。他给我留下了这样的记忆：右手提着一只陈旧的帆布旅行袋，左手拿着一根竹笛，破旧的球鞋上满是泥土地走来，这是他从农村回到父母家中的情景。当他住上几天返回农村时，仍然是相同的情景，只是那双破旧的球鞋上没有了泥土，母亲替他将球鞋清洗干净了。他回到家中的几天里，总是坐在窗口，吹奏他的竹笛。乐曲断断续续，都是当时革命歌曲的旋律，可是这些革命旋律在他的笛声里没有了激昂的气势，似乎变成了靡靡之音。没有吹奏竹笛的时候，他坐在窗口发呆。有时候我们走到窗前和他说话，他的眼睛看着我们，却没有任何反应。
一个原来说话滔滔不绝的人，在农村插队几年以后，好像换了一个人，变得不爱说话了。也许是笛声代替了他的说话，他的千言万语可能都在吹奏之中。差不多有两年时间，我走在自己居住的这条小巷时，只要听到竹笛响起，我就知道他回家了。这是我们巷子里唯一的笛声，也是他生命存在的信号。偶尔的时候，他会吹奏出货郎卖梨膏糖的笛声，让巷子里嘴馋的孩子们满头大汗地奔跑过来。看到孩子们上当的表情，他会发出几声开心的大笑，随即又沦陷到沉默之中。
这个我小时候心目中的革命象征，在我们小学即将毕业的那一年死去了。死去之前他回到了家中，这次他住了十几天，他不愿意回到乡下。有几次我从他窗前经过时，听到他的父亲在里面大声斥骂他，骂他好吃懒做，因为他不肯回到乡下。他声音软弱地申辩，说自己很累，没有力气下田地干农活。他父亲的骂声更加响亮了，骂他懒得像是一个资产阶级。我听到他父亲振振有词地说：「懒汉都觉得自己没有力气。」
他母亲觉得家里不能整天吵架，儿子也不能一直这么住下去，如果长期赖在城里不回乡下，会被别人认为有思想问题。母亲好言好语地劝他回到乡下去，他同意了。临走时母亲为他煮了两个鸡蛋，放进了他的口袋，这在当时可是昂贵的食物。我看到了他的离去，他骨瘦如柴脸色发黄，右手提着那只破旧旅行袋，左手拿着那根竹笛，脚上还是那双破旧球鞋，他低头走去的样子有气无力。我看到他哭了，他一边走着，一边抬起拿着竹笛的左手，用袖口擦着眼泪。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行走在人世间。几天以后，他在乡下昏迷了，被几个农民用门板抬进了我们的县医院，确诊为黄疸肝炎晚期，然后他死在了驶往上海的救护车里。我的医生父亲告诉我，送到县医院时，他的肝脏已经缩得很小了，而且像石头一样坚硬。他死去以后，我少年时期唯一的笛声也死去了。
什么是革命？我过去记忆里的答案在众说纷纭。革命让生活充满了不可知，一个人的命运会在朝夕之间判若两人，有的人瞬息里飞黄腾达，有的人顷刻间跌落深渊。人和人之间的社会纽带也在革命里时连时断，今天还是革命战友，明天可能就是阶级敌人。
有两个情景在我此刻的眼前流连忘返，一个讲述了人性的美好，另一个讲述了人性的丑陋。
丑陋的情景来自于我小学二年级时候的老师。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在操场上蹦蹦跳跳，老师们则是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一边聊天一边看着我们。当时我们小学每个年级只有甲、乙、丙三个班，我经常看到一个女老师和另一个女老师站在一起，她们两个人亲热地说着话，咯咯地笑出声音。我在操场上玩耍的时候，时常扭头去看看她们两个。我觉得她们之间十分亲密，仿佛是一对无话不说的姐妹。可是有一天早晨，我背着书包很早去了学校，当时操场上空无一人，我就走进了教室，没想到其中一个女老师比我来得还要早，她坐在讲台前正在批改作业。看到我进来时，她神秘地向我招招手，让我走到她跟前，然后用一种发自内心的兴奋语调告诉我，经常和她一起亲热说话的那个女老师出生在地主家庭，是学校派人去她的老家调查后发现的，现在那个女老师已经被抓起来审查了。我先是疑虑地看着这个老师的兴奋表情，随后心里充满了恐惧，因为我一直以为她们两人是最好的朋友。后来的日子里，我在操场上玩耍时，再看到老师们站在一起亲密无间地说话时，会让年幼的我感到不寒而栗。就是街头血淋淋的武斗，也没有比这个貌似人和人之间亲密的情景更让我害怕。
什么是革命？我小时候有一个活生生的榜样，就是我的哥哥。我哥哥是一个天生的革命者，「造反有理」似乎就是他的血型。他还是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就有过震惊全校的革命举动。班主任老师站在讲台上批评他上课时做小动作，那位女老师可能言词过激，我哥哥被激怒了，他站起身搬着自己的课椅走到了讲台旁，将课椅放到女老师身旁，就在女老师疑虑地看着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的时候，他已经站到了椅子上，对准女老师的太阳穴，居高临下地揍出了狠狠一拳。这个只有九岁的男孩，竟然把女老师揍得昏厥了过去，女老师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
升入中学以后，我哥哥的革命性是变本加厉。我印象十分深刻的是我哥哥的语文老师，这位女老师在忍无可忍之后，终于走进了我们的家门，一口气说出了他干过的一堆坏事。可能是因为委屈，那位女老师竟然掉出了眼泪。女老师当时的控诉滔滔不绝，我现在记住的只有一件事，可能是因为有趣，所以我记住了。那是在冬天，我哥哥上语文课的时候，脱下了他的球鞋，放在窗台上晒太阳，他穿着尼龙袜子的双脚臭气冲天，而且他还坐在第一排，他将一双臭脚就架在课桌上，正对着讲台。语文老师一边讲课，一边近距离地呼吸着他的双脚散发出来的臭气，就要求他穿上球鞋。我哥哥一口拒绝，声称他的球鞋还需要阳光的照射。我哥哥说话的时候，脚趾在尼龙袜子里夸张地活动起来，努力让自己的双脚散发出更多的臭气。语文老师非常生气，就走到窗前，拿起他晒着太阳的球鞋就扔出了窗外。我哥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跳了起来，站到课桌上，又从课桌跳到讲台上，拿起语文老师的讲义，再跳下讲台，跑到窗前，把讲义扔了出去。然后在同学们的欢呼声里，他爬出窗口，捡起自己的球鞋，又从窗口爬进来，把球鞋放在窗台上让它们继续沐浴阳光，自己回到座位上后，继续把一双臭脚架在课桌上。然后像个指挥家那样挥动着双手，指挥着同学们起落有致的欢呼声，得意洋洋地看着语文老师灰溜溜走出教室。语文老师不能像我哥那样从窗口爬出爬进，她沿着教学楼绕了一圈去捡起她的讲义，当她拿着讲义站起身时，看到教室的几个窗口挤满了班上的学生，他们幸灾乐祸地用言词嘲笑她。
我记得语文老师走后，我父亲气得暴跳如雷，拿起一只凳子就向我哥哥砸了过去，我哥哥身手敏捷地躲开了。我母亲急忙拉住我父亲，我父亲冲着我哥哥吼叫起来：「你在学校里干了多少坏事！」
我哥哥竟然理直气壮地说点点「我在学校里干革命……」
我父亲一把推开了我母亲，挥拳要去揍我哥哥。我哥哥一溜烟地逃跑了，跑到了他觉得相对安全的距离，继续说：「我就是在干革命。」
这让我对革命充满了向往。虽然正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可是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很怕老师，我们经常被老师逼着写下检讨书，上课时说话和做小动作要写检讨书，同学互相打架也要写检讨书。我在小学时写下的检讨书，比我写下的作文还要多。而且我们的检讨书都被老师张贴在教室的墙上，让我们觉得自己很没有面子。我哥哥的言行，还有其他比我们大上一、两岁的男孩的言行，让我们隐约感到升入中学以后就再也不用写检讨书了；升入中学以后不再是学生怕老师，而是老师怕学生了；升入中学以后一切胡作非为全都是革命行为。
所以在一九七三年的春夏之交，我们几个同学走过了新建的水泥桥，走进了小河对岸的海盐中学。我们走过篮球场的时候，看到有学生在打篮球；走过操场的时候，看到有学生躺在中间的草地上聊天。我们走过了两幢教学楼，几乎所有教室的窗台上都坐着学生。我们听到有人在喊叫我们的名字，是一个居住在我们巷子里的男孩，他比我们大一岁，初一的学生。他坐在一间教室的窗台上向我们招手，我们走了过去，问他现在是不是下课了？他摇着头说正在上课。他伸手把我们一个一个拉上窗台，拉进了他所在的教室。他让我们分别坐在窗台和课桌上，热情洋溢地把我们介绍给他近旁的几个同学。
我们大开眼界。教室里一片嘈杂，有些学生坐在课桌上，有些学生在走来走去，还有两个学生隔着课桌在对骂，看样子马上就要动手打架了。一个老师站在讲台上，正在黑板上写着物理题，他一边写一边讲解，没有一个学生在听他讲解，他完全是写给自己看，讲给自己听。
此情此景，让我们目瞪口呆。我们指着讲台上的老师，小心翼翼地问这位熟悉的初一学生：「他在给谁讲课？」
「他在给自己讲课。」这位初一学生说。我们嘿嘿笑了，继续问：「你们不怕他？」
「怕他？」这位初一学生哈哈笑了，「这是中学，不是你们的小学。」说着他从课桌里摸出一截粉笔头，向讲台上的老师扔了过去。那位老师看到有粉笔头飞过来，侧身躲了一下，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给自己讲解物理题。什么是革命？我们终于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