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
2019年9月12日Ctrl+D 收藏本站
我在写下这个词汇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写错了，或者说写得不像是「人民」。我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睁开眼睛后觉得它有点像了；我再次闭上眼睛，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终于确定自己没有写错。这个词汇就是这样，让我有时候陌生，有时候熟悉。
我不知道在今天的汉语里，还有哪个词汇像「人民」这样处境奇怪，它无处不在，同时又被人视而不见。今天的中国，好像只有官员们还在张口闭口说着「人民」，人民却很少提及这个词汇，或者说正在遗忘它。多亏了官员们的唾沫，这个词汇才显示了自己仍然存在。
在过去，这个词汇曾经是那么的显赫。我们的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主席说「为人民服务」；当时最重要的报纸叫《人民日报》；我们这些单个的人民天天说：「一九四九年以后，人民当家作主了。」
在我童年的岁月里，「人民」是和「毛主席」一样了不起的词汇，我刚刚认字的时候，最先学会的就是这两个词汇，然后才学会写下自己的名字和父母的名字。年幼的我曾经认为：「人民就是毛主席，毛主席就是人民。」
当时正在经历文化大革命，我得意洋洋地到处宣布自己的发明，我看到很多疑惑的表情，他们似乎觉得我的发明有待商榷，可是没有一个人明确表示反对。那时候人人谨小慎微，只要说错一句话，就有可能成为反革命分子，从而家破人亡。我的父母听到我的发明时也是这样的表情，他们小心翼翼地看着我，拐弯抹角地表示：这句话好像没有说错，可是最好不要再说了。
这是我童年里最重要的发明，我舍不得不去说，我继续将它挂在嘴边。有一天我突然为自己的发明找到了证据，那时候流行这样一句话：「毛主席在我们心中。」我发挥了这句话，我说：「每个人民心中都有毛主席，毛主席心中有什么？有我们全部的人民。」所以「人民就是毛主席，毛主席就是人民」。
我看到疑惑的表情在我们的小镇上逐渐消失，有人开始点头表示同意，有人开始也这么说了。先是我的小伙伴们这么说，接着大人们也这么说。
当很多人都在说：人民就是毛主席，毛主席就是人民。我的危机感出来了，革命的年代里是没有专利的，我发现自己作为发明者的身分正在迅速失去。我到处申明：「这句话是我第一个说出来的。」
可是没有人对此有兴趣，最后连我身旁的小伙伴们也不承认这句话是我的发明，面对我的据理力争，或者可怜巴巴的哀求，他们个个摇着头说：「大家都这么说。」
我开始伤心，甚至后悔莫及，后悔将这个发明公诸于世，我觉得应该将这个“发明永远藏在自己心里，不让任何人知道，独自享用一辈子。则这些年来，西方惊讶中国的巨大变化。历史在中国就像川剧中的变脸，短短三十年，一个政治至上的中国，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金钱至尊的中国。
当历史转折的时候，总会出现某个标志性的事件，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就是如此。北京的大学生走出校门，汇集到了天安门广场，要求民主自由，同时反对官倒。由于政府拒绝与学生对话的强硬立场，学生开始绝食，市民们走上街头声援绝食学生。当时市民对「民主自由」其实兴趣不大，吸引他们大规模加入到这个运动中的是「反对官倒」的口号。那时候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进入了第十一个年头，虽然改革带来了物价上涨，可是经济稳定增长，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农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九0年代工厂的大规模破产倒闭还没有来临，很多人还没有成为受害者。当时的社会矛盾并不突出，不像今天的社会到处燃烧着怒火，当时的社会仅仅是洋溢着怨气，对一些高官的子女们利用国家的资源发财致富不满，这样的不满情绪在反对官倒的口号里聚集了起来。现在看来，当时少数人「官倒」的腐败和今天大规模的五花八门的腐败比较起来实在不算什么。
从一九九0年代以来，中国腐败增长的速度和经济的增长一样惊人。
这场席卷中国的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在六月四日凌晨的枪声里很快安静下来了。同年的十月，我再次去北京大学的时候，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一番景象了，天黑之后未名湖畔出现了一对一对恋爱的身影，学生宿舍里传出来搓麻将的声音和背诵英文单词的声音。仅仅过去了一个夏天，一切都改变了，仿佛春天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发生。如此巨大的反差似乎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天安门事件标志着中国人政治热情的一次集中爆发，或者说标志着从文革以来积累起来的政治热情终于一次性地释放干净了。接下来挣钱的热情替代了政治的热情，当万众一心挣钱的时候，一九九0年代的经济繁荣自然来到了。
然后，崭新的词汇铺天盖地而来了。比如经常上网的网民、炒股的股民、购买基金的基民、追星的粉丝、下岗工人、农民工等等，正在支解瓜分「人民」这个业已褪色的词汇。在文革时期，「人民」的定义十分简单，就是「工农兵学商」，这里的「商」不是指商人，是指从事商业工作的人群，比如商店的售货员。我想，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就是让「人民」内容脱胎换骨的分水岭，或者说让「人民」进行了资产重组，原有的内容被剥离，新的内容被置换了进去。
从文革开始到今天的四十多年，「人民」这个词汇在中国的现实里好像是空的。用现在中国流行的经济术语来说，「人民」只是一个壳资源，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内容用它借壳上市。
一九八九年春天的北京，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天堂。警察突然消失了，大学生和市民自发地承担起了警察的责任，我想，这样的北京也许再也不会出现。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愿望，让一个没有警察的城市秩序井然。只要走上街头，你就会感到亲切友好的气息扑面而来，不用买票就可以乘坐地铁和公交车，所有的人都在互相微笑，人和人之间没有了陌生感。我们常见的街头争吵没有了；平日里斤斤计较的小商贩们，免费向游行的人群供应食物和水；退休的老人从他们微薄的银行存款里取出现金，捐给广场上绝食的学生；还有小偷们，他们以偷盗协会的名义发出公告：为了声援绝食学生，停止一切偷盗行为……当时的北京，可以说是一座「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城市。
生活在中国的城市里，会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人多。可是经历了天安门广场的百万群众大游行之后，你才会真正感受到：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天安门广场每天都是人山人海的壮观景象。一些从外地赶来的大学生，站在广场的一隅，或者站在街头日复一日地演讲，嗓子哑了，甚至说不出声音了，仍然顽强地说着。围观的人是男女老少，不论是饱经风霜的老者，还是怀抱婴儿的母亲，面对年轻学生稚气的脸，甚至是稚气的话，都是满脸尊重的表情，频频点头和热情鼓掌。
也有让我感到滑稽的时候。有一天下午，我来到建国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间昏暗的大屋子里，参加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的一个聚会，在等待赵紫阳的智囊团成员之一的严家其时，我看到几个人在指责一家报纸的副总编辑，这家报纸刚刚发表了一份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的声明，这几个人的不满是因为他们在声明中的署名位置太靠后了，在他们前面的署名里有几个人没有他们的名气大。他们责问，为什么把没有什么名气的人放在他们前面？那位倒霉的副总编辑一再解释不是他们的责任，甚至道歉的话也说了，可是这几个人还是不依不挠。直到严家其的出现，这出闹剧才算结束。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严家其，以后没再见到过他。我清晰地记得那天下午的情景，这位当时能够经常见到赵紫阳的著名学者，心事重重地走进了这间昏暗的大屋子，人们安静下来，严家其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他声音低沉地说：「紫阳住院了。」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政治人物只要是以身体有病的理由住到医院，就意味着失去了权力，或者意味着躲避了起来。严家其带来了赵紫阳住院的消息，那间大屋子里的知识分子们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有人开始悄悄地溜走，然后这些知识分子就像是落叶在秋风中散落那样离去了。
天安门事件之后，赵紫阳销声匿迹，直到二00五年逝世，新华社才为这位重要的政治人物发布一条简短的新闻：「赵紫阳同志长期患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多种疾病，多次住院治疗，近日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于一月十七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五岁。」
在中国，就是一位退休的部长去世，官方的报导也比这条新闻丰富得多。这条新闻里没有介绍这位党和国家前领导人的生平，也没有提及遗体告别的日期。可是生活在北京南站的一个上访者的群体，却知道赵紫阳遗体告别的日期。我不知道这个中国社会里最为弱势的「人民」是透过什么渠道获得的，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去向赵紫阳的遗体告别，警察理所当然地将他们拒之门外，因为他们没有遗体告别的准入证，他们就在外面拉开横幅，缅怀和悼念赵紫阳。
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上访者，是中国社会腐败的牺牲品。他们遭受了各种冤屈和欺压，他们曾经满怀希望诉诸法律，希望中国的法官们能够还给他们公正，可是中国司法的腐败让这些人对法律完全绝望了。他们来到北京上访，期望更高级别的官员可以为他们伸张正义。这些人被称为是中国的「司法难民」。
中国有一个建立在法律之外的信访制度，让蒙受不同冤屈的人有一个残存的希望，让腐败和司法不公的受害者幻想还有清官的存在。这是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人治传统的影响，人们对清官的期盼超过对法律的信任。这些上访者倾家荡产地东奔西走，梦想着有一天会出现某个清官为自己伸张正义。二00四年的时候，中国官方公布的上访案件已经高达一千万起。这些上访者的艰难生活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们忍饥挨饿露宿街头，像乞丐一样被警察到处驱赶，还被少数生活优越的知识分子称之为精神病人。
就是这样的一个弱势的「人民」，二00五年一月的时候来向赵紫阳的遗体告别了。他们认为赵紫阳是「中国最冤的人」，比他们还冤。他们虽然饱受冤屈，可是还有上访的机会，他们说冤枉的赵紫阳都「无处上访」。
五月底我回到浙江，处理完家事，六月三日下午坐上火车返回北京。我躺在硬卧车厢的上铺，听着车轮在铁轨上发出的隆隆响声，车厢里亮起了灯光，我知道黑夜来临了。那时候我觉得这场漫长的学生运动就像马拉松，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可是清晨我醒来的时候，火车接近了北京，我听到车厢里的广播响起，播音员激昂的声音让我明白部队已经进入天安门广场了。
六月四日的枪声之后，无论是北京的还是外地来的大学生开始撤离。我清晰地记得那天早晨走出北京站时人山人海的情景，当人们大规模撤离北京时，我却不合时宜地返回了北京。我背着旅行袋茫然地走出火车站前的广场，与蜂拥而来的人群不断相撞，我意识到自己也会马上离开这里。
我是六月七日离开的，当时因为上海的一列火车被烧毁，京沪铁路的交通暂时中断，我计划坐火车绕道去武汉，再从武汉坐船回到浙江老家。我们几个人坐在一辆雇来的平板车上，沿着长安街前往北京站。几天前还是沸腾的北京，几天后已是满目冷清的景象，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一些烧毁的汽车还在冒着残存的黑烟，经过建国门立交桥时，一辆坦克驻扎在桥上，炮筒威风凛凛地对着弱不禁风的我们。到了北京站，在拥挤的售票窗口互相推搡，费尽力气终于买到了站票，那时已经没有座位票了，进站时受到执勤军人的严格检查，确定我的脸不像通缉令上所有的人像后，才放我进去。
我从来没有坐过如此拥挤的火车，车厢里全是逃离北京的大学生，人和人挤在一起几乎都没有了缝隙。麻烦的是，火车驶出北京一个小时后，我必须去一趟厕所，我使劲往车厢厕所的方向挤过去，挤到一半的路途时，我知道挤过去也没有用了，我听到有人吼叫着使劲拍打厕所的门，可是厕所里也挤满了人，里面人的喊叫着说门无法打开。我只好将尿憋了三个小时，到了石家庄我立刻下车，出站后先去了一趟厕所，然后找到一个公用电话，给当时石家庄的一家文学杂志的主编打了一个请求援助的电话，这位主编在电话里听完我的讲述之后说：「现在这么乱，你哪里都别去了，住下来给我们写小说吧。」我在石家庄住了一个多月，心猿意马地写着小说。最初的时候，电视上每天都在播出抓到了通缉令上的大学生，而且是以滚动的形式反复播出。这样密集的滚动播出，以后只有在奥运会期间中国运动员拿到金牌时才会出现在电视上。我身处他乡，在陌生的旅馆房间里，看着电视上被捕大学生茫然的表情，听着播音员激昂的声音，我感受到了什么是恐怖。
突然有一天，电视的画面完全变了，没有了抓到通缉学生的滚动画面，也没有了得意洋洋的解说。虽然抓捕行动仍然在进行，可是电视的播出重新回到了我熟悉的画面：我们的祖国到处都是繁荣的景象。播音员的声音，一天前还在慷慨激昂地控诉被捕学生的种种罪行，一天以后就变成了喜气洋洋地歌颂祖国昌盛的腔调。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天安门事件从中国的媒体上销声匿迹，就像赵紫阳的销声匿迹一样，以后我也没有看到过有关它的片言只语，好像这个事件从来没有发生过，它被彻底摒弃了。即便是经历过一九八九年春夏游行的人，也似乎淡忘了，可能是后来的生活压力让他们无暇回忆往事。二十年过去以后，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出现了，就是在今天中国年轻的这一代里面，很少有人知道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就是知道的人，也是含糊不清地说：「听说有过很多人的游行。」
二十年的光阴转瞬即逝，我相信历史的记忆不会转瞬即逝。我想，参与了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的每一个人，不管今天是什么立场，在某一天突然回首往事的时候，都会有属于自己的铭心刻骨的感受。
我的铭心刻骨的感受就是让我理解了「人民」这个词汇。一个人和一个词汇的真正相遇，有时候需要一个机会。我的意思是说，每个人都在其一生中遇到很多词汇，有些词汇第一眼见到它的时候就理解了，有些词汇虽然相处了一生，可是仍然没有理解。
「人民」就是这样的一个难题。它是我最早认识和最早书写的词汇，其后又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流连忘返，不断出现在我的眼前和响彻在我的耳边，可是它从来没有真正进入过我的内心。直到我二十九岁那一年，一个来自深夜的经历终于让我真正理解了这个伟大的词汇。当我和这个词汇有了真实的而不是虚拟的相遇，我所说的不是语言学或者社会学或者人类学意义上的相遇，而是人生经历里的一个真实的相遇，一个去除了所有理论和定义之后的活生生的相遇，然后我才能够告诉自己：「人民」这个词汇不是空的。因为我曾经见到过它有血有肉的模样，见到过它心脏的强烈跳动。
我对「人民」的理解，并不是来自于天安门广场百万人的大游行，而是发生在五月下旬深夜的一个小小经历。当时的北京已经戒严，学生和市民自发地守卫起了北京的各个交通要道，以及所有的立交桥和地铁出口，阻止全副武装的军人进入天安门广场。
那时候我住在北京东边十里铺的鲁迅文学院，我差不多每天中午骑着一辆各个部位都会发出响声，可是车铃不响的破自行车到天安门广场，在广场待到深夜或者凌晨才骑车回到学校。
一九八九年五月下旬的北京，中午很热，可是深夜就冷了。我记得有一天中午出发时，因为太热只是穿着一件短袖的衬衣，到了深夜的时候，我感到了寒冷，骑车从广场返回学校，冷风迎面吹来，让我身体的每个部位和破自行车的每个部位一样抖动起来。我骑车在路灯熄灭的街道上，月光为我指路。我愈往前骑车，愈是感到寒冷。在逐渐接近呼家楼的时候，我突然感到有一股热浪在黑暗里轻微地涌来，随着我继续往前，热浪强烈起来了。接着，我听到远处有歌声在飘扬过来；再接着，我看见远处有灯光在闪烁。然后惊人的场景出现了，在热浪滚滚而来时，我看到了灯火通明的呼家楼立交桥，桥上桥下有一万多人守卫在那里，他们激情满怀，在夜空下高唱国歌：「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
他们虽然手无寸铁，可是坚定自信，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肉之躯可以阻挡部队和坦克。他们聚集在一起热气沸腾，仿佛每个人都是一支熊熊燃烧的火把。
这是我生命里重要的时刻。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光应该传得比人的声音远，人的声音又比人身上的热量传得远。可是在我二十九岁的这个深夜，我发现自己错了。当人民团结起来的时候，他们的声音传得比光要远，而他们身上的热量传得比他们的声音还要远。我终于真正理解了「人民」这个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