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

2019年9月12日Ctrl+D 收藏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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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所说的领袖拥有这样的特权,就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国庆盛大游行时,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向游行的群众挥手,其他领导人没有挥手的权力,只能站在他身旁鼓掌。毫无疑问,这个领袖就是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身穿军装登上天安门城楼,不知道是因为天气太热,还是因为高兴?他常常脱下军帽,向游行的群众挥动起了手里的军帽。毛泽东最具魅力的挥手情景,应该是他畅游长江以后,身穿浴衣站在船头向两岸的群众挥手致意。

这位领袖将政治家的审时度势和诗人的我行我素集于一身,他的深谋远虑时常以即兴的方式表达出来。

文革开始,大字报出现了。这些张贴在街头墙上的大字报像中国传统建筑的窗户一样大,少则两张纸上下排列,多则五、六张纸贴成一排。这可能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书法展示,丑陋的字体遍布中国城镇的大街小巷,偶尔也有漂亮的字体。人们站在街头津津有味地阅读,虽然大字报内容都是大同小异的革命语言,可是大字报对平日里耀武扬威的官员们开始指名道姓的批评,让阅读的群众感到十分兴奋。

大字报的出现可以说是弱势群众挑战强势官员的最初行为,这样的行为受到共产党中央和北京的一些高官压制以后。毛泽东,这位强权人物不是利用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去纠正,而是采取了与弱势群众相同的做法,也写了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他在自己的大字报里指出,中国共产党内存在两个司令部,一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另一个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可以想象当时群众的狂热,伟大领袖毛主席都写出了大字报,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毛主席也有着和普通群众一样的遭遇。不言而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刻像熊熊燃烧的火焰一样吞噬了中国。

综观中国的历史,无论是贵族出生,还是草根出生,凡是成为了皇帝的,都是约定俗成的皇帝嘴脸和皇帝言行。只有毛泽东例外,他成为领袖之后,常常不按领袖的方式出招,让他身旁的共产党领导们时时措手不及。毛泽东深知如何在群众中间煽风点火,文革初期他频频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狂热的革命学生和革命群众,让文化大革命的潮水一浪高过一浪。

畅游长江更是显示了这位领袖的独到风格。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毛泽东突然出现在武汉革命群众畅游长江的活动之中,在两岸群众的欢声雷动里,在高音喇叭里唱出的《东方红》里,七十三岁高龄的毛泽东和五千名群众一起乘风破浪畅游长江。与毛泽东一起畅游长江的群众激动万分,他们一边游泳一边在波动的江水里使劲高喊「毛主席万岁」,肮脏的江水呛进了他们呼喊口号的嘴里,又灌进了他们的胃里,可是他们上岸后都说江水「特别特别的甜」。毛泽东畅游长江以后,爬上轮船,穿上浴衣,风度翩翩地向两岸黑压压的群众挥了挥手。毛泽东只是短暂地挥了挥手,就钻进船舱更衣去了。后来的新闻纪录片将毛泽东挥手的情景经过剪辑,变成了毛泽东长时间向人民挥手。宣传画上的毛泽东挥手情景,更是不知疲倦地定格了长达十多年。

第一天的《人民日报》这样说:「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这样健康,这是全中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最大幸福!」关于自己畅游长江,毛泽东在诗词《水调歌头》里写道:「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这就是我所说的领袖,轻描淡写之间,就将文化大革命推向了疯狂的境地。

毛泽东畅游长江的情景摄制成了纪录片,在中国和中国以外的地区反复放映;也制作成了宣传画,贴满了中国从城镇到乡村的墙壁。身穿浴衣的毛泽东在宣传画上被工人、农民、解放军、学生和商业工作者簇拥着,毛泽东微笑地挥手,工农兵学商幸福地做出了奋勇向前的动作。想一想,哪位政治人物会身穿浴衣向人民挥手?只有毛泽东有此不同凡响的风度。

其实抗战时期他就具有了这样的风度,当时他还没有成为中国的领袖,还在延安的窑洞里过着苦日子。我行我素的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手一直在自己的裤裆里摸索着,一边捉着虱子一边畅谈中国的抗日战争必将胜利。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每次挥手出现时,尾随其后的共产党领导们不再是鼓掌了,他们的右手也轻轻挥动起来,因为他们的右手捏着《毛主席语录》,当时称之为红宝书,红宝书让他们也有了挥手的机会。当然,他们的手举得没有毛泽东高,挥动的幅度也没有毛泽东大。

文革期间,就是没有毛泽东出现的场合,这些领导们也是右手轻轻挥动红宝书,向革命群众致意。就像现在的女明星没有化妆绝对不会出现在公众场合一样,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们手里没有红宝书也绝对不会公开亮相,红宝书是他们的政治化妆品。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是集体领导,当九个政治局常委一起出席新闻发布会时,他们同时向记者们挥手,他们的手举得一样高,挥动的幅度一样大。这时候我就会想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旁人鼓掌他一人挥手的情景十分突出。抚今追昔,我感到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国家领袖了,只有国家领导人。

正版的领袖毛泽东逝世多年之后,山寨版的领袖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一九九0年代以后,选美比赛风靡中国的同时,评选领袖的比赛也是接踵而至:时尚领袖、风采领袖、魅力领袖、美女领袖的评选与选美比赛争艳斗彩。选美比赛虽然花样翻新,可是始终局限在「美」上面,比如参赛年龄在六十岁以上「银美人大赛」,漂亮姑娘们疯狂喝酒的「醉美人大赛」,还有经过整容手术以后「人造美女大赛」等等。

领袖的比赛没有局限也没有边界,于是各个领域的领袖们层出不穷了。青年领袖、少年领袖和未来领袖等等;创新领袖、地产领袖、IT领袖、传媒领袖、商界领袖和企业领袖等等……今天中国的领袖之多,令人眼花缭乱。领袖一多,各种领袖峰会自然也多了起来,商界领袖高峰论坛、企业领袖高峰论坛、传媒领袖高峰论坛等等,这些山寨领袖的高峰论坛,其装模作样的程度可与G8峰会相媲美。与此同时,领袖的评选还涉及到了地理和物质的领域,比如风景领袖和电梯领袖。这就是毛泽东之后的今日中国,连电梯们都有自己的领袖了。我不知道明天天亮以后,还会在哪些角落里冒出一堆新鲜的领袖。

如果评选中国这三十年来贬值速度最快、贬值幅度最大的一个词汇,我觉得「领袖」将会毫无悬念地当选。

在文革时,「领袖」是一个神圣和伟大的词汇,是「毛主席」的代名词,或者说是毛泽东的私有财产。没有人胆敢声称自己是什么「领袖」,即便是在梦里也没有这个胆量。「领袖」一词,对于毛泽东之外的所有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禁区。当时流行过这样一句话「祖国神圣不可侵犯」,然后「神圣不可侵犯」常挂在了我们的嘴边。「领袖」就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词汇,除此之外,「毛」这个姓氏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我的妻子告诉我,她过去生活的小镇上有一位工会主席姓毛,小镇的群众也叫他毛主席,他自然而然地答应了。结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被打倒了,他的罪行是让世界上出现了两个毛主席。这位姓毛的小镇工会主席从此倒霉。他十分冤枉,眼泪汪汪地申辩,是别人这么叫他的,不是他自己这么叫的。打倒他的革命群众说:「别人可以这么叫,你不可以这么答应,你答应了就是反革命分子。」

童年时,我曾经对自己姓「余」而没有姓「毛」深感遗憾,心里经常埋怨我父母的家族里为什么没有姓「毛」的人。我当时不知道,对于平民百姓来说,「毛」既是一个神圣伟大的姓氏,也可能是一个危险的姓氏。

当时有一个流行的比喻,就是将共产党比喻成人民的母亲。我心里暗暗思忖,如果有母亲,必然有父亲,谁是我们中国人民的父亲?理所当然是毛泽东。我童年的逻辑将中国共产党变成了毛夫人,可是毛泽东的正宗夫人江青怎么办?当时我是文革时期的红小兵,只知道男女平等和一夫一妻制,不知道中国过去的男人可以有几个夫人,更不会想到今天中国的男人会有二奶和情人。年幼的我左思右想,把自己的脑袋想疼了,也想不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

我小时候心目中的领袖除了毛泽东,还有四位外国领袖。在我小学一年级的教室里,前面黑板上面挂着毛泽东的肖像,后面的墙上并排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肖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是我最早见到的外国人。我们曾经好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长头发,比我们小镇上女人的头发还要长,当时的中国女人都是一样的齐耳短发,列宁和斯大林在我们看来还算属于正常的男人发型。童年的时候,我们是以头发的长短来区分男女的性别,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型令我们好奇。尤其是马克思,他蓬松的鬈发差不多遮住了耳朵,我们小镇上女人的耳朵就像马克思的耳朵那样,在头发里时隐时现。好在马克思还有一脸的络腮胡子,阻止了我们对他性别的继续猜想。可是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竟然无视马克思脸上络腮胡子的存在,公然宣称:「马克思是个女的。」

这个同学差点因此成为小反革命。那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小学有一个一年级的女生,因为把毛泽东的肖像折叠了,让毛泽东的脸上出现了一个十字架的影子,她因此被打倒,我们都叫她「小反革命分子」。她在全校的批判大会上痛哭流涕,口齿不清地交代自己的反革命罪行。

批判会后,我们一年级的学生被老师召集到一起,要求我们揭发其他隐藏在其他同学中的小反革命分子。记得有两个人被同学们揭发了出来,第一个名字我们不熟悉,老师问了很久才知道那是一个三岁的男孩,是揭发者邻居的孩子,这个男孩说过一句反动的话,就是在某一个黄昏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太阳掉下去了。」当时流行把毛泽东比喻成红太阳,因此我们不能随便说到「太阳」。就是在黄昏的时候也只能说「天快要黑了」。这个男孩说太阳掉下去了,等于是在说毛泽东掉下去了。

第二个被揭发出来的就是我们班上那个宣称马克思是女人的同学,他吓得脸色惨白。当老师问他是否说过这句反动的话时,他哇哇大哭了,哭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一边咳嗽一边结巴地说:「好像说过。」

我们的老师拯救了他,问他:「是好像说过,还是好像没有说过?」这个同学沉沦在惊恐和哭泣里,语无伦次地回答,一会儿是好像说过,一会儿又是好像没有说过。直到揭发会结束时,他仍然在「好像」里不能自拔。「好像」救了他,让此事后来没有了结果。

我年幼时曾经以为毛主席就是这位领袖的姓名。那个时代人人嘴上都挂着「毛主席」,这三个字脱口而出时,比叫爷爷爸爸还要亲热;若有人直呼其名,就是大为不敬。好在当时人们常常高呼「毛泽东思想万岁」,常常高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让我明白了原来毛主席是姓氏加官衔,毛泽东才是其真正的姓名。

二00九年的端午节,一条搞笑的手机短信在中国流行:「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八日电:中国科学院成功克隆(Clone,生物复制)毛泽东,各项生理指标均达到其盛年水平。新闻发布后,在全球引起强烈反响,奥巴马(欧巴马)立即声明:美国在三天之内废除和台湾关系法并撤走在亚洲的一切军事力量。日本首相于当天下令炸毁靖国神社,并承认钓鱼岛是中国领土并赔偿侵华损失十三万亿美元。欧盟声明解除对华武器禁售。梅德韦杰夫(俄国第三任总统)签署公告,称大兴安岭之北三百万公里土地属于中国。蒙古向联合国递交声明,称蒙中两国历来是一个国家。马英九表示一切听从大陆安排,并申请到国家文史馆当研究员。金正日正式通电六方会谈代表,按毛主席指示办。国内形势迅速扭转:二十四小时内县级以上干部退缴赃款九百八十万亿元,私营企业主动改制归公;二千五百万三陪女一夜之间从良;全国股市一片红;房价下跌百分之六十;十三亿中国人民再次唱起了时代最强音:「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又出了个毛泽东」。

将「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变成「中国又出了个毛泽东」,民间的幽默让这位逝世三十多年的领袖重返人世间,然后全世界为之胆怯,中国的腐败官僚们更是闻风丧胆,困扰今日中国的历史问题、外交问题和国内问题通通迎刃而解。这个狂想曲似的幽默意味着什么?是否表达了很多中国人不满现实的心态?是否暗示了一些新民族主义者的狂热?或者说仅仅只是一个幽默,一个对我们今日生存环境自我嘲笑的幽默?我想可能都有,甚至意味着更多。

中国在毛泽东逝世以后的三十多年里创造了惊人的经济奇迹,然而付出的代价更是惊人。二0一0年七月初,南非世界杯结束之前我离开时,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的离境免税店里插满了呜呜祖拉(一种长约一米的号角),每支售价一百元人民币左右。我回国后才知道这些中国制造的出口价只有二元六角人民币,这个可怜的价格里还包含了环境污染等等问题。中国浙江的一家企业生产了一千万支呜呜祖拉,可是利润只有十多万元人民币。一位我尊敬的老者说过这样的话:中国是付出一百元挣回十元的GDP增长模式。环境的破坏,道德的沦丧,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丛生,使今天中国的社会矛盾愈来愈激化。几百上千,甚至上万的群众冲击政府机关,砸汽车烧房子这样的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

很多人开始怀念过去的毛泽东时代,我想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可能只是怀念而已,并非真正想回到那个时代。对于这些人来说,毛泽东时代虽然生活贫穷而且压抑人性,可是没有普遍的和残酷的生存竞争,只有空洞的阶级斗争,当时的中国其实没有阶级的存在,所以这样的斗争仅仅停留在口号里。那个时代人们节衣缩食平等相处,只要小心翼翼,谁都可以平安度过一生。

今天的中国完全不一样了,激烈的竞争和巨大的压力让很多中国人的生存像战争一样。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里,弱肉强食、巧取豪夺和坑蒙拐骗自然流行起来,于是安分守己者常常被淘汰,胆大妄为者常常会成功。价值观的改变和财富的重新分配造成了社会分化,社会分化带来了社会冲突,今天的中国已经真正出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

邓小平在毛泽东之后,凭借其个人的威望倡导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可是这位老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思考:发展以后出现的问题,比不发展还要多。

也许正是中国发展以后出现了太多的社会问题,毛泽东在逝世以后才会不断「复活」。不久前中国的网络上曾经出现过一个规模不大的民意测试「假如毛泽东在今日醒来」。百分之八十五的人认为将是一件好事,百分之十的人认为将是一件坏事,认为对世界和中国不会再有影响的人只有百分之五。

我无法知道参与这个网络民意测试的人群组合,如果根据中国网民的人群结构,我想可能是年轻人居多。今天中国年轻的一代对毛泽东所知甚少,他们也纷纷加入到让「毛泽东复活」的行列之中,是否暗示了这样的事实:「毛泽东复活」已经成为了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心态的表达。这样的社会心态错综复杂,不同阶层、不同地位、不同观念和不同遭遇的人,在这里聚集了相同的不满,既认真又搞笑地举行了借尸还魂的仪式。

「假如毛泽东在今日醒来」的网络话题讨论中,有人诙谐地写道:毛泽东爬出水晶棺材,在太阳初升之时,走出毛主席纪念堂的大门,站在台阶上看着他既熟悉又陌生的天安门广场。这时候一些游客发现了他,立刻奔跑过来,对着毛泽东喊叫:「古月,请给我们签个名。」

古月是一位经常在电影里扮演毛泽东而在中国出名的演员。

我刚上小学的时候,自豪地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我的论据有两点:一是我们中国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外国的四位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都逝世了,外国已经没有伟大领袖了;二是我们中国的人口最多,毛主席说人多力量大。

可是当毛主席三个世界的理论在报纸上和广播里天天出现后,我暗暗伤心了,没想到美帝和苏修是第一世界,日本和欧洲国家是第二世界,而我们伟大的中国竟然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小国家一起挤到第三世界去了。

年幼无知的我如何能够理解毛泽东的胸怀?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毛泽东没有因此故步自封,他不满足于只做中国人民的领袖,他想成为世界上所有被剥削被压迫者的领袖,他豪情满怀地说:「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矛盾;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他开始思考世界革命,他要解放全世界的无产者,并且付诸行动,开始输出革命。很多年过去了,毛泽东对于中国的功过是非暂且不论,有一个事实却是愈来愈鲜明,就是毛泽东思想没有因为他生命的结束而消失,对于世界的影响反而与日俱增。我发现,对于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很多人,毛泽东在中国做过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历久弥新,而且像种子一样在世界各地「生根开花结果」。

二00九年五月一日,奥地利的人民在维也纳举行了盛大的游行,他们高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巨幅肖像。类似的情景也在欧洲的其他城市不断出现,这是否暗示了这样一个现实:「毛泽东复活」既是中国本土化的社会心态,也是全球化的社会心态。如果是,那么意味着什么?我想最简单的答案就是:世界病了需要革命,就像人体病了需要炎症一样。

二00八年十一月,我们一行人组成民间知识分子代表团,访问尼泊尔。那时候尼泊尔共产党(毛泽东主义)已经获得议会选举的胜利,尼共(毛)的领导人普拉昌达成为了新一届政府的总理。可是就在我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普拉昌达已经辞去了尼泊尔总理的职务。我的眼前重现了普拉昌达坐在总理府会客室的情景。他侧着身体,用坚定的语气告诉我们:一万九千名尼泊尔解放军官兵今后的生活和工作,必须得到公正的解决。

也许正是尼泊尔解放军和政府军是否应该合并的难题,让这位倔强的领导人离开了总理的宝座。

在尼泊尔期间,我们访问了尼共(毛)解放军的营地。我们是经过了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营地后,来到了解放军的营地。尼共(毛)解放军的营地虽然设施简陋,而且没有枪枝弹药,可是这支正在等待前途的没有武器的军队仍然纪律严明。我们一进军营,生机勃勃的景象立刻扑面而来。

当我们进入营房时,我童年小学教室的情景重现了。墙上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肖像,当然还有普拉昌达的肖像。就像文革时马恩列斯的肖像在中国入乡随俗,和毛泽东的肖像同居一室那样;马恩列斯毛的肖像也在尼共(毛)的营地入乡随俗,与普拉昌达的肖像一起微笑。当五个肖像变成六个时,似乎告诉了我们:革命为什么会生生不息。

到了晚上,我们和尼共(毛)解放军军官联欢,酒过之后我们全体起立,放声高唱文革时将毛泽东诗词改成的歌曲《长征》。我们用中文唱,尼共(毛)解放军用尼泊尔文唱,尽管歌唱者的心态不尽相同,可是两种语言唱出来时,像是只有一种语言。

文革的时候,不仅毛泽东的诗词,就是毛泽东的语录也都被谱写成了歌曲。大人会唱,孩子也会唱;有学问的人会唱,文盲也会唱;人民群众会唱,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也都会唱。从这个角度说,毛泽东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歌词作家。

与此同时,毛泽东的诗词和语录也在我们的生活里无处不在。从城市到农村,从砖墙到土墙,从屋里到屋外,布满了毛泽东的诗词和语录,还有毛泽东如红太阳一样金光闪闪的头像。我们吃饭的碗上印有毛泽东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们喝水的杯子上印有毛泽东诗词:「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毛泽东的诗词和语录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时刻触景生情,当我们睡觉时,枕巾上印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床单上印着「在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

厕所的墙上印着毛泽东的头像,痰盂上印着毛泽东语录。今天来看,觉得这两个地方不应该出现毛泽东,可是当时竟然无人指出这一点。当时人人都这样说:「毛主席就在我们身边。」

我曾经相信毛泽东时刻都在我的身边。我做了好事,他老人家会高兴;我做了错事,他老人家会失望。我童年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晚上梦见毛泽东。我总共梦见过他三次,有一次他走到我身旁,亲切地摸着我的头发,和我说了几句话。为此我激动无比,喜气洋洋地去告诉小伙伴们,说我梦见毛主席了,毛主席还摸着我的头发和我说话。让我伤心的是,没有一个小伙伴相信我梦见毛主席了,他们说我是在吹牛,他们说:「你怎么可能梦见毛主席?毛主席怎么可能到你梦里来和你说话?」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小伙伴们没有说错。「毛主席就在我们身边」只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超现实,毛泽东金光闪闪的头像和毛主席红色字体的语录,以无处不在的方式营造了这个超现实。真正现实中的毛泽东,对于我们来说是那么的遥远和虚幻,只是存在于某个象征之中。我和毛泽东之间的真实距离,如同我童年的伙伴们所说的那样,就是在梦中也不会相遇。

文革时期,我们小镇上有个人去过一次北京,这个人回来以后声称和毛泽东握手了,他热泪盈眶地告诉我们小镇的群众:毛主席亲切地握住他的手,亲切地问他叫什么名字?时间长达四秒多,然后别人的手抢走了毛主席的手。他万分可惜地说:「差一点点就是五秒钟了。」

这个人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我们小镇的英雄,我经常看到他背着一个黄绿色的军用书包,在街上神采飞扬地走去。他的右手因为和毛泽东的右手接触过,整整一年没有清洗,看上去似乎比他的左手粗大了一些,又黑又脏像是熊掌。我们小镇上认识他的人都去和他的熊掌握手,然后喜滋滋地互相说:「我握了毛主席握过的手。」

我长大成人以后,有时候会和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朋友们共同回忆文革经历,时常说起这件往事,然后知道朋友们生活过的地方也都有这样的人,有些地方不止一个。我开始怀疑这个过去的小镇英雄可能是在吹牛,毛泽东的手是那么容易握到的?我心想他可能是挤在天安门广场上黑压压的人群里,接受过毛泽东的检阅,就是那种远远地看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的检阅。他隐约看见了毛泽东的手,然后虚构了和毛泽东的握手,当我们小镇上所有的人都坚信不疑之后,他自己也信以为真了。

那时候,毛泽东像太阳一样金光闪闪的头像总是在天安门城楼之上,而且毛泽东头像的尺寸明显大于天安门城楼。我几乎天天要看到这样威风凛凛的头像,在我们的小镇的墙上随处可见,我们几乎天天唱着这样的歌:「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

我曾经有过一张照片,照片中的我大约十五岁左右,站在广场中央,背景就是天安门城楼,而且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也在照片里隐约可见。这张照片并不是摄于北京的天安门广场,而是摄于千里之外的我们小镇的照相馆里。当时我站着的地方不过十五平方米,天安门广场其实是画在墙上的布景。可是从照片上看,我像是真的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唯一的破绽就是我身后的广场上空无一人。

这张照片凝聚了我童年和少年时期全部的梦想,或者说也是很多居住在北京之外的中国孩子的梦想。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差不多所有的城市和小镇的照相馆里,都有一幅天安门广场的布景,满足人们画饼充饥的愿望。因为对很多生活在北京之外的人来说,天安门城楼似乎就是毛泽东的家。我站在虚拟的毛泽东家门前拍下了一张照片,可惜的是这张照片后来遗失了。

我对天安门城楼的向往,其实是对毛泽东向往的延伸。文革期间,每一年的国庆节都有一部关于毛泽东、关于天安门的纪录片。当这一年的纪录片发行到我们小镇放映时,往往已经是冬天了。我穿着臃肿的棉衣,顶着夜晚的寒风向电影院走去,然后坐在没有暖气的电影院里,看着银幕上秋天的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站在城楼上向着国庆节游行的队伍挥手致意。

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夜色降临以后,毛泽东他们坐在天安门城楼上,桌上摆着令我垂涎三尺的水果和糕点,广场的上空被礼花照得一片通明,这是少年时期最让我心旷神怡的情景。当时我们过年过节最多是放几个鞭炮,如此多的礼花在空中长时间的开放,虽然是在银幕上,也足以让我目瞪口呆。

在后来有关国庆节的纪录片里,毛泽东的身旁出现了西哈努克,一个被废除了王位的柬埔寨国王,还有他的首相宾努亲王。西哈努克笑容可掬,宾努亲王歪着脑袋像钟摆似的不停地点头。这时候我已经进入了想入非非的少年时期,西哈努克和宾努的两位年轻美貌的夫人吸引了我,她们在以后的国庆纪录片中每一次出现,都让我感到是找到了纪录片的主题。而白天的游行和夜晚的礼花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西哈努克和宾努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让我羡慕的两个男人。尤其是那个宾努亲王,我心想他都老成那样了,而且连头都抬不直,可是他的夫人却是如花似玉。

有关毛泽东最为漫长的记忆,应该是来自我房间的房顶。我的父亲每年都要更换一次房顶上的旧报纸,一方面是为了防止灰尘掉下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美化我们的房顶,当时我们居住的房间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上面的瓦片,所以我父亲就在房顶上糊上一层旧报纸,让我们感到上面的瓦片被隔开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就是在旧报纸下面度过的,只要我躺到床上,我就会看到旧报纸上面所有的标题,旧报纸上的文章因为高高在上就无法看清。几乎是每一年国庆节出刊的报纸上,第一版都是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幅照片。毛泽东最早出现在我的房顶上时,他身边站着的是刘少奇;没过多久,刘少奇就消失了,林彪站到了毛泽东的身边,还是没过了多久,林彪也消失了;然后,一个名叫王洪文的文革造反派出现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身边的人不断更换,而每年国庆节报纸第一版的整版照片里唯一没有更换的人就是毛泽东。随着我房顶旧报纸的更换,我看着毛泽东的形象逐渐衰老,后来因为国庆节报纸的第一版不再刊登实地拍摄的毛泽东照片,改用当时统一的挂满全国的毛泽东像,毛泽东在我房顶上的衰老才被制止住。

一九七六年九月的一天早晨,当时我是高二的学生,我们像往常一样在上课前全体起立,对着黑板上方的毛泽东标准像,齐声说道:「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然后坐下朗读起了语文课本里有关毛泽东的段落,当时所有的文章在描写毛泽东形象时,一律只有八个字:红光满面,神采奕奕。

这八个字从我小学一年级的课本开始,一直延续到我高中一年级的课本,始终没有变化。就在我们刚刚朗诵完毛泽东「红光面,神采奕奕」时,学校的高音喇叭响了,打断了我们的朗诵,通知学校全体师生立刻到礼堂集合,九点钟有重要广播。

我们搬起了自己的椅子,走向了学校的礼堂。当一千多名师生都在礼堂坐下后,等待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九点钟到了,广播里响起了哀乐。我立刻有了不祥之感,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的两位重要领导人周恩来和朱德也逝世了,这一年我们经常听到广播里传来的哀乐。

漫长的哀乐结束后,播音员沉痛的声音缓慢响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治协商会议……」

我等待了很久,才听到这五个最高权力机构联合发出的「讣告」一词,播音员的声音继续沉痛和缓慢地响着:「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又等待了很久,才听到毛泽东主席因病不幸逝世,播音员沉痛的声音还没有说到「享年八十三岁」,我们学校的礼堂已是一片哭声。

我们的领袖逝世了,我的眼泪也是夺眶而出。我在一千多人的哭声里哭着,我听到了呼天喊地的哭声,听到了上气不接下气的哭声,听到了快要噎死般咳嗽的哭声……我的思维开始走调了,悲痛不再左右我,离奇的哭声开始引导我。当几个人哭的时候,我感受到的肯定是悲痛,可是当一千多人同时在一间大屋子里哭,我感受到的却是滑稽。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丰富多彩的声音,我心想就是全世界所有品种的动物派出它们的代表,集合到我们中学的礼堂里一起嘶叫,也可能没有比这一千多人的哭声更加稀奇古怪。

这个不合时宜的念头差点要了我的命,我忍不住偷偷笑了一下,又赶紧将后面涌上来的笑给憋回去。在当时,一旦我的笑容被人发现,我立刻就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我的一生就会因此完蛋。我使劲憋住自己的笑,可是笑在我体内迅速发展,马上就要汹涌而出了。我知道快要憋不住自己的笑声了,我极其害怕,我将双臂交叉地放到前面同学的椅背上,将脑袋深深地埋进自己的双臂里。我在一千多人的哭声里,胆战心惊地笑着,我愈是想制止自己的笑,愈是笑个不停。

坐在我身后的几个痛哭流涕的同学,泪眼朦胧地看到我趴在前面同学的椅背上,看到我因为止不住的笑而剧烈抖动的肩膀。这几个同学错误地认为我对毛泽东的感情很深,他们后来这么说:「余华哭得最伤心,他的肩膀抖动得最厉害。」